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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色起点|《巾帼的黎明》:从平民女校走上革命道路

作者:纬来体育直播  发布时间:2021-02-18 12:59:11

2016年夏天,上海市作家协会发起“红色起点”主题纪实文学创作项目,希望通过这次创作对上海红色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,重现那些被遗落在历史长河中的动人故事。

“红色起点”系列图书之一《巾帼的黎明》,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平民女校的始末。作家杨绣丽用散文的笔法生动地描写了丁玲、王剑虹、钱希均、王一知、秦德君这些伟大的女性,是如何怀着追求妇女解放、男女平等的思想走进石库门,走进平民女校,相继参加革命,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笔。平民女校外景

平民女校外景

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,旧址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(今上海市老成都北路7弄42-44号)。党组织为了“养成妇运人才,开展妇运工作”,在1921年年底,先后两次以“中华女界联合会”的名义,在报纸上公开刊登招生广告,于1922年2月创办了平民女校。
杨绣丽描写道:“校舍是‘三间、两层、一客堂’的老式房子,正中客堂是上课、会客、吃饭的三用厅,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放在中央,周围有些小长条木凳,东边墙壁上挂了一张长方形黑板,东北角一个简便的书架,这就是教室了。东厢房是手工作坊,供学生摇袜和缝纫用,楼上中间也是课堂,东边则是学生宿舍,摆着几张双层床,两边是老师的宿舍,另外亭子间、灶披间也住了学生。”这所平民女校先后由李达、蔡和森担任校长,学生有30多人,较著名的有:丁玲、王剑虹、王一知、钱希均、秦德君等。
“如果我们是丁玲、是王一知、是秦德君,在百年前那个风雨激荡的岁月里,会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呢?”杨绣丽谈到了她的创作思考,“什么样的机缘让她们来到上海?怎么进入平民女校的?又是如何书写自己不凡的人生轨迹?在写作时,这些都是我很想探求的秘密,我查找了很多资料,想尽可能还原她们人生的光影。”平民女校的资料照片

平民女校的资料照片

“这是一次更需要责任感的写作,更多的要关照社会和历史。”杨绣丽坦言,整个过程是冗长的,需要搜集资料,消化材料,考察踏点,要整体构思,再进行文学的表述,这是一种漫长的考验。
她说:“我以前多数是写诗、写散文,也写过几本关于军队的报告文学。但红色党史的创作,还是第一次。”
由于需要阅读查阅的相关资料比较多,如何在历史资料中梳理出平民女校这段历史,有一定困难。“梳理关系尤为重要,在动笔之前,我一直在思考怎么去写,用什么样的叙述方式。比如先写女校还是写老师,又或是先写学生?怎么去引用?用什么的叙述笔法写?问题非常多。在创作的过程中,我还是保持了原来的写作风格,自己比较擅长抒情,喜欢用很诗化的语言来表达,用倒叙、插叙、顺叙多种方式把它糅杂在一起。如女学生怎么到学校,怎么讲老师,这样脉络就比较清楚,这本书构架就有了。”
“平民女校的故事很丰富,主要讲述了丁玲、王剑虹、秦德君、王一知、钱希均等人的故事。当李达开始筹建平民女校的时候,王剑虹就开始参与其中,成为一个引路人的角色。丁玲出身于大户人家,而秦德君出身贫苦,每个人身世不同,但都怀着追求自由的心情汇聚在了上海。很多人之间都有互相影响的作用,书中对他们具体关系有详细的展开。”杨绣丽说道。《巾帼的黎明》书封

《巾帼的黎明》书封

《巾帼的黎明》主要通过七个章节展开。以第一章“汇聚上海,红色的起点”、第二章“平民女校,巾帼的摇篮”、第三章“石库里弄,云集的名师”、第四章“人性历程,大爱的光辉”、第五章“革命奋斗,巾帼的黎明”、第六章“苦难辉煌,无尽的怀念”等章节,不仅呈现了这些革命女性来到上海的前因,也展示了她们在平民女校里怎么学习、生活的过程,还讲述了在石库里弄的学校中的几位名师,讲这些名师如何教学;讲革命奋斗,叙述了钱希钧等人如何走向革命道路;讲述了学校很多女生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关于友情、爱情的往事;最后,讲回忆,苦难的辉煌,讲对平民女校的怀念。“书中人物比较复杂,通过一个个小故事形式穿插起来把这样一段历史陈述开来。”杨绣丽说道。
这所我党创办的妇女学校,办学历史很短,1921年底开始招生,3月份创办,1923年初关闭。“最早时候,这个学校是陈独秀和李达要开办的,他们租的房子由李达用稿费支付。虽然平民女校存在时间很短,但是这所学校的意义非常久远。学校里的女生很多都走上了革命道路。钱希均本来是做张秋人童养媳的,在女校锻炼下走上革命道路,她在革命过程当中遇到了毛泽东的弟弟,最后成了毛泽东弟媳妇,参加了长征。丁玲如果没有王剑虹的鼓动到上海来或者不参加这个女校,她的思想不会有这样的改变,走向了文坛。她们在这里碰到了很多优秀老师,高君曼、陈独秀、陈望道等都在里面教书。这些老师有一个相同的地方,他们都设有讲演课,这对于锻炼学生表达能力非常重要,王剑虹能在几千人的工会活动中演讲,就是锻炼出来的。可以说,平民女校有些课程设置比现代学校先进。”杨绣丽介绍,虽然平民女校成立的时间不长,人数也不多,但是,作为党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,它的影响和开创性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。
“平民”二字是这所学校的精髓。杨绣丽表示,“平民”二字,正是这所学校的精髓。平民女校的办学制度、组织架构和办学宗旨,与贵族学校有着本质的区别。李达在特刊上撰文,深有感触地说:“现在感觉知识缺乏的女子一天比一天多了,假使全国各大城市都能照样的把平民女学创办起来,使这类有觉悟的女子都能够得到求学的机会,那么,我想不上几年,真的女子解放的先锋队到处都要组织起来了。”
平民女校在教学方式上,完全采用白话文教学,使用老师自编教材,注重启发式学习。女校专“为无力求学的女子设工作部,替伊们介绍工作,使取得工资维持自己的生活”。李达还特地撰写文章阐明其支持“勤工俭学、半工半读”的主张,要求工作部的学生努力做到:“第一,须有刻苦耐劳之精神,切不可好逸恶劳,懒于操作。第二,须有严格自制的意志,切不可依赖他人或仰助学校。”
“工作部分缝纫、织袜两个组,有十二部织袜铁机,六部缝纫机,学生自愿参加,除了上课、休息天,一般就是下午做工,每次五小时左右。学校又另外请了技术熟练的裁缝来教大家,很快大家就掌握了织袜缝衣的技术,而且还达到了一定的水平。”杨绣丽写道。
说到平民女校最大的特点,便是设置了两小时讲演课,由教员和来此联络或开会的党员轮流讲演。当时在校担任教员的革命女性、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曾撰文回忆,“讲的都是关系我们平民女子学校切身的问题,这一课别的女校是没有的。”陈独秀、李达、张太雷、刘少奇、恽代英、施存统等人都成了学校的教员,他们常从不同角度、不同侧面,揭示穷人特别是妇女几千年来受苦、受欺压的根本原因,热情地宣传苏联的十月革命,指出将来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,将来的世界是人民大众的世界,并殷切地希望她们能为这一事业而努力奋斗,参加斗争的行列。
早在1919年12月1日,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中就指出:“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,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;并且希望他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。”
1922年3月5日出刊的《妇女声》推出“平民女校特刊号”,沈泽民在《我们为什么叫伊平民女校》一文上指出:“‘平民’是别于‘贵族’的意思,换一句话说,何以称作平民女校,因为第一,这是平民求学的地方。第二,这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”,希望平民女校发达起来,“实现我们理想中所盼望的妇女运动之花。”
在提到关于这本平民女校的书,最重要的是表现什么?杨绣丽回答:“平民女校中这些杰出的女性,一群追求男女平等和自由,为追求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的女性,她们走过茫茫黑暗,和无数人一起创造了历史,也见证了历史。平民女校是追求独立、自由和真理的一个起点,像一道红色的刻度,永远标记在那里。”
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,它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,却成为历史大潮的一部分,推动着时代的进步。杨绣丽在回答创作这本书的目的时说道:“现在是新时代,在这个大好时代,也是需要开拓,也需要有勇于挣脱旧风俗的勇气。平民女校的女生思想比较前卫。虽然是不同的时代,但是新时代女性如果能够有她们当时的勇气和精神,能够和这个社会交融在一起也是很优秀、很杰出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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